▲任志錄在印度加爾各答博物館考察。

▲任志錄（左二）在1979級中山大學歷史系同學聚會上。

▲任志錄（左二）在浙江慈溪越窯研討現場。

從山西到深圳，我從事歷史考古行業已經三十余載。深圳于我是個寶地，其寬松的環境、自由的氛圍和充足的資金，都讓我能敞開胸懷做研究，也因此有了許多重大發現。如今深圳的文化建設正在如火如荼地推進中，學術研究也好，社會服務也罷，深圳需要更多觸及靈魂的文化，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任志錄

1958年出生于陜西，曾任山西省博物館館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黨支部書記。國家考古領隊資質，現任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所長，研究館員，中國古陶瓷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古跡保護協會副會長，廣東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深圳市第五、第六屆政協委員。

口述時間

2019年9月4日

口述地點

深圳市飛亞達大廈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唐文雋 實習生 潘瀟雨

壹

“讀史使人明智，文學使人博學，哲理使人深刻。”這句話讓我選擇歷史專業，也開啟了我的考古人生。

誤打誤撞選擇了歷史專業

我在陜西長大，與現在不同，在我上學那個年代，圖書館對書籍管理嚴格，很多書都看不到，所以我們對知識如饑似渴。1979年，我考上中山大學，人們常言：“讀史使人明智，文學使人博學，哲理使人深刻。”或許是受這句話的影響，我選了歷史專業。

盡管選了這個專業，但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清楚歷史的意義。直到有一天，一位劍橋大學的教授來學校開講座，講座結束后，有個學生提問：“學歷史有什么用？”教授回答，學歷史不僅是對資料進行分類整理，更能鍛煉我們綜合分析問題和管理的能力。也正是那天，我逐漸理解了這個專業。

1983年大學畢業，我被分配到位于山西太原的晉祠博物館。這是一座晉國時期的皇家祠堂，里面不僅有北魏以來的各代古建筑，還有大量藏品藏書。

我在晉祠博物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找文物。古建筑上通常會掛有匾額、楹聯，文革時期把這些東西都摘走了，我負責把它們找回來，重新掛起來。這些牌匾大多被維修文物的民工用來做床板，我需要去每個房間挨個收，然后再通過《晉國志》確定匾額的具體位置，才能重新把它們掛上去。

這次文物整理，不僅讓我學習到了各類書法和辭賦，也讓我充分了解了各代的歷史文化，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擔任晉祠博物館館長

接觸學術研究

當時晉祠博物館是太原唯一一家擁有藏品的博物館，但館藏文物的整理制度并不嚴謹，所以我們需要重新登記劃分。這是一項十分浩大的工程，我需要了解每一件藏品的具體資料，比如書畫作者的生平、陶瓷的窯口、金銀銅器的年代等等。

這次的文物整理是我從事實踐工作的起點，為了將這些藏品登記并分類，我需要不斷地接觸實物，并運用類型學知識。我就在不斷磨練的過程中，逐漸喜歡上了這項工作。

1986年，我擔任晉祠博物館館長，開始有機會參與到諸如傅山學術研討會、司馬光學術研討會等各類學術研討會中，并和各領域的專家學者有了更多的接觸。通過這些平臺，我開始和這些業界“大咖”交流，目睹他們的風范，這幫助我改變了一些看問題的角度。

也是在和這些專家學者交流的啟發下，我在晉祠博物館的八年時間里，又設立了四個分館。第一個是傅山紀念館，我們館里藏有全世界最好的傅山的書法繪畫作品，還包括他家族的一些東西。后來我們還設立了閆若璩紀念館、董壽平美術館等。

貳

我們每項工作都與整個中華文化相關聯。文物只是文化的一個載體，關鍵是了解附著在器物背后的文化意義。

盡最大努力“搶救”文物

1991年，我調任山西省博物館館長，當時山西省博物館藏有20萬件文物，石刻器物類型都很齊全，但是展出的條件有限。故而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護好這些文物，保護是第一，陳列是其次。

要確保文物的安全，防火防盜防潮防銹都是我們需要注意的問題。正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的全力以赴，這批文物得以很好地保留下來，這也是我們的貢獻之一。

當時社會上有許多流散的文物，我的另一項工作就是負責征集這些文物。太原有一座銅廠，民間的銅制品會被收購站回收到銅廠，我們會去銅廠，在堆積如山的銅廢品里挑選有價值的東西，并進行分類篩選。如此一來，我們搶救了許多文物。

除了收集已有的文物，我們還創造出更多作品，這些作品日后或許會成為文物。

1993年，我向政府申請10萬元作為經費，邀請山西100位著名畫家、書法家來到博物館。他們每人送給我兩幅字畫之余，還現場為我們創作了許多作品，通過這次活動，我們一共收集到660張書畫。這些藝術家很愿意把自己的藝術作品留在博物館，他們認為自己的作品能夠得到認可是一件很好的事。這次征集活動不僅豐富了博物館藏品數量，還保住了他們的作品。如今那些藝術家們大多都去世了。

這些藏品代表著山西的文化，讓我們更深入了解山西的歷史、風貌。除此之外，文物的回收也更有利于我們開展一些調查學術研究。

完成兩大窯址的重要發掘

1996年，我輪換崗位去了山西省考古所，在那里我們開展窯址發掘的工作。我們的第一項成就，是發掘出山西的長治窯。以前我們只知道長治窯的存在，但并不清楚它具體燒什么。通過這次發掘，最終認定了長治窯是專門燒金代的紅綠彩的。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發現，因為它填補了我們以往對于長治窯了解的空白部分。

后來，我們又在恒山腳下的懸空寺旁邊發掘出渾源窯，同時發現渾源窯有鑲嵌瓷的存在。鑲嵌過去一直被認為是朝鮮的民族特色，稱為高麗鑲嵌青瓷，從十二世紀中葉開始燒造，相當于中國金代中期。在渾源窯中發現的鑲嵌瓷器，其時間上集中在金元時期，而再往下則基本不見此類材料。所以我們暫可定其流行時間在晚唐到金元時期。這也證明了鑲嵌瓷其實是中國的發明。當年我們的發現一經報道，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轟動。

事實上，我們每項工作看似是一個區域性的工作，其實它是和整個中華文化相聯系的，都是國家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文物只是文化的一個載體，關鍵是我們需要了解附著在器物上的文化，了解它背后的風俗文化和社會意義。

考古是對著器物，歷史是對著文獻，我們的器物會成為歷史文獻的一個部分。我熱愛考古這項事業，是因為任何一處考古都是最新的“資料”，是歷史所沒有的資料，它甚至能推翻人們對歷史的很多認識。

叁

通過對鈞窯和咸頭嶺遺址的發掘，我們展示了深圳的考古水平，并在行業內形成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

確定“官鈞”瓷器年代

改寫中國古代陶瓷史

2003年，我調任深圳，當時深圳有一支考古隊伍，但管理不規范。我調過來后開始整合博物館考古隊和文管辦的考古人員，籌備成立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

2004年，我發現一批數量頗豐的河南鈞窯的瓷片。鈞窯出自河南禹州，當時一家藥廠就建在窯址發掘的附近，這個位置屬于窯群的一部分。所以在建藥廠時，很多老百姓把周圍的瓷片撿走了，其中一部分就流向了市場。

我發現流向市場的這部分瓷片很重要，就想把它買下來。但當時深圳文物考古鑒定所尚未成立，沒有資金，我就自掏腰包拿了3萬元去老百姓家里買。3萬元不夠，我們只能挑一些重要的帶回來。當時正好是正月初六，北方下著大雪，我們挨家挨戶收集瓷片，有的人家沒有爐子，非常冷。回來的路上趕上雪化了，車走在泥地里經常熄火，我們只能爬到車后去推車，回來以后整臺車都報廢了。

同年5月，深圳文物考古鑒定所成立，我又向深圳市文化基金申請了50萬元，在獲得該基金資助后，我們以有償捐贈的方式接收了約160件“官鈞”瓷器標本。其中包含許多前所未見的器類與器型，具有突出的時代特征。

事實證明，這批標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它們正是古陶瓷學界一直在尋覓的物證。

在2000年以前，“官鈞”瓷器普遍被認定為北宋鈞窯的代表性產品，并將鈞窯與官窯、哥窯、汝窯、定窯并稱為“宋代五大名窯”。

而這批鈞瓷推翻了過去的結論。我們開展了對這批鈞瓷生產年代的研究，經過科學細致的器物排比、文獻考察和廣泛征詢，大家一致認定，所謂“官鈞”瓷器實為明代產品，絕非北宋制品。比如其中一件“方流雞心扁壺”就是具有斷代意義的典型鈞瓷器型，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證。

2006年，我們召開了中國深圳“官鈞”瓷器學術研討會，這項我國古陶瓷鑒定領域的嶄新學術成果得到了與會的50多位國內外專家的肯定和支持。這項研究成果使多年來困惑學界的“官鈞”生產年代之謎得到破解，其意義已經超出了單純的年代考證。我們通過以考古學為基礎、靠材料說話的實證路徑，改寫了中國古代陶瓷史，也在國際學術界產生廣泛、深遠的影響。

解決咸頭嶺發掘難題

確定遺址年代

2004年5月，經國家批準，深圳文物考古鑒定所正式成立。

在深圳，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咸頭嶺遺址進行再次考古發掘。1981年，深圳市博物館在考古調查中發現這一頗具價值的遠古遺跡，后來，它分別經歷了1985、1990、1997、2004年的四次發掘，但始終沒能確定其年代。考古和科學技術有關，以前考古技術比較落后，咸頭嶺遺址是沙丘遺址，每次往下挖時總會漏沙，前四次發掘都因為屢次塌方而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

2005年，我們開始第五次考古發掘，我們有個副所長李海榮博士，很厲害，他采用噴膠固沙等方法，使發掘取得突破性進展。咸頭嶺遺址從斷年上一共分為五段三期，共發掘面積555平方米，出土了房址、灶、紅燒土、大量的彩陶、印紋陶片和數量可觀的石器。為此，我們確定了咸頭嶺遺址的時間，是在公元前6900年至6000年間。

這個發現讓我們確定，在新石器中期的900多年間，深圳是有人類居住痕跡的。經過對該遺址的多次發掘以及研究，我們建立起環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距今7000年到6000年考古學文化分期與斷年的一個重要標尺。那是珠三角地區最早的文化，表達了這里最早的人類活動。這一發現在我們的考古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榮獲了當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的稱號。

通過這個發現，我們展示了深圳的考古水平，在行業內形成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我們深圳擁有自己的學術研究，才能發揮整個城市的魅力與影響力，獲得大家的認可。

肆

深圳需要更多觸及靈魂的文化，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

為市民開展免費鑒定工作

2008年，深圳展開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由設在市文物局的領導小組辦公室具體負責普查工作的日常組織和協調，市文物考古鑒定所成立市文物普查隊。

這次普查的任務是在深圳市范圍內以調查、登記新發現的不可移動文物為重點，同時對已登記公布的不可移動文物進行復查和核實。普查范圍包括深圳市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動文物，主要有古遺跡、古墓葬、古建筑等六大類文物。

這次普查我們用GPS進行跑點，和國家文物局進行網聯網輸入，一邊調查一邊上傳。如此，國家文物局在網上就能準確得知文物的具體位置和大小面積。這項工作為深圳文物保護打下基礎，是一件很有價值的工作。同期，我們還為市民開展了文物免費鑒定活動。當時市面上有一些公司有償為市民進行文物鑒定，許多市民拿了這些公司的鑒定書來找我們看，我們發現很多鑒定證書都是假的。為了不讓更多市民受騙，我們決定為市民開展文物鑒定服務。剛開始我們每件文物鑒定收費50元，后來由于工作量太大，我們改為每個月開展一次免費鑒定活動。

我們的初衷是減少市民的損失，為市民服務。另外，我們還通過舉辦一些講座、沙龍科普相關知識，幫助市民提高鑒賞水平。這項工作剛開始時人不多，但我們一直堅持到了現在，如今每場活動都有幾百人參與。

為深圳考古研究做貢獻

推進深圳文化建設

2004年深圳文物考古鑒定所成立后，我就開始組建深圳市文物考古的資料庫，很多書都是我一本一本添置進來的。

我們不僅配齊了全國所有考古的書，還收集了各省每月出版的文物期刊。當時我還通過香港中文大學博物館館長，獲得了一批3000多冊的考古藏書。這是香港的一位名人捐贈給我們的，這批捐贈再次壯大了我們藏書的數量。

考古工作是離不開書籍的，所以資料庫的組建格外重要。目前我們大概有藏書2萬冊，還有一個龐大的電子數據庫，可以說在考古文物方面，我們擁有一個相當全的資料庫。

目前，我致力于成立廣東省文物保護基金會，我想通過發動一些社會力量，讓這些有人文情懷的社會人士來幫助我們一起實現這個事情，更好地為市民服務，為深圳的文化建設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