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9年1月2日到招商銀行報到算起，我在招行工作了14年零5個月。回顧這近15年的時間，我們有幸置身于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得益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實現了銀行規模、效益的高增長。招行的輝煌與榮耀，是全行上下共同奮斗的結果。

2013年，從招行退休后，在公益和金融交叉的點上，我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位置：公益金融。而今，我們應了解全球發展趨勢，抓住機遇，大膽創新和轉型，走在世界前列。我深信，這是未來中國公益發展的趨勢。

馬蔚華

1949年6月出生于遼寧錦州，現任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國際公益學院董事會主席。曾任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招商銀行行長、中國人民銀行海南省分行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海南省分局局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辦公廳副主任、計劃資金司副司長。著名的英國《銀行家》雜志將他列為全球銀行界“2004年度希望之星”，他被譽為“中國最具創新意識的銀行家”。

口述時間

2019年12月29日

口述地點

深圳市國際創新中心國際公益學院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唐文雋 實習生 何懿霖

壹

我親眼見證了海南發展銀行（下簡稱“海發行”）的由盛至衰，由此深刻意識到，風險是銀行家永遠不能踩碰的地雷。

恢復高考，踏入大學

我出生于遼寧錦州。1968年，我高中畢業，跟隨時代步伐，我扛起行囊來到遼寧省錦州市北鎮縣長興店公社狀元堡插隊。

在農村生活，我憑借著不錯的文筆成為一名報道員，主要負責報道當地一些感人事跡。下鄉四年后，我參加了招工考試，成功被錄取，回到城里，成為錦州鐵路局大虎山工務段的一名工人。

當鐵路工人很艱苦。那時我們每天維護一段鐵路，為了不影響鐵路運行，我們必須趕時間，有時早上5點就開始上班了，而且沿線沒有食堂，我們只能在工區拿個飯盒，加點咸菜湊合著吃了。盡管辛苦，但當我穿上鐵路制服時，還是倍感自豪。工人是一個集體，我是集體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必須得團結協作，這是做鐵路工人給予我的東西：責任感和紀律性。

1977年，我國恢復高考制度，得知這個消息時，我還在鐵路上作業，放下工具，我們都激動得不得了，在一片歡呼中，我感覺到我們的機會來了。憑著良好的知識基礎，我參加了高考，次年，我考入吉林大學經濟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

經歷新中國歷史上第一例銀行倒閉案

1982年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遼寧省計委工作，先后擔任副處長和副秘書長。1985年6月，我被抽調到遼寧省委辦公廳擔任處級秘書。不久，我又隨領導調任安徽省委辦公廳秘書。

在安徽，我有機會跟隨省領導先后去過全省60多個縣。1986年夏天，長江、淮河發大水，我們不分晝夜觀察實情，時刻準備著下到一線去支持抗洪防汛工作。正是這兩年感慨良多的經歷，讓我對社會實際情況有了直觀的感受。

1988年，我調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辦公廳副主任、計劃資金司副司長等職。在人民銀行任職期間，我參與中國宏觀經濟貨幣政策運行、調控的一些工作，見證了中國銀行業的許多重大事件和變革。

宏觀經濟的每一個政策，都會影響微觀，在央行工作、在計劃資金司從事貨幣政策工作，是我非常寶貴的經歷。所以后來我去招商銀行，依然持有這樣的信念：不知宏觀者，無以處理微觀；不知未來者，無以評判當下；不知世界者，無以理解中國。

1992年，我前往海南任中國人民銀行海南省分行行長黨組書記、國家外匯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長，一直至1999年。在海南期間，有兩件事豐富了我的人生履歷，一是受命解決海發行破產清理工作，另一件事就是用了4年時間攻讀西南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海發行是新中國首個被關閉的銀行，1988年春節過后，由于海發行信用度的降低，其營業網點發生了嚴重的擠兌現象。這種信用危機的爆發始于海發行收購兼并海南省多家城市信用社。我親眼見證了海發行的由盛至衰，由此深刻意識到，風險是銀行家永遠不能踩碰的地雷。

貳

如果未來要讓招行能經得起風險的沖擊，我們需要設計出符合招行健康發展的道路。

初到招行收到兩份“見面禮”

1999年，我申請調來深圳的招商銀行（下簡稱“招行”）。剛到招行時，招行不大，且經歷亞洲金融危機后，銀行的不良率很高，幾乎是兩位數。

當時招行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離岸業務占比重較大，但當時離岸業務不是很規范。而且亞洲金融危機以后，許多股權投資的項目出現流動性問題，這導致離岸資產也出現流動性問題，很多離岸資產變成不良資產。

在我到招行報到的第一個禮拜，中國人民銀行就準備要求停止離岸業務。當時招行的離岸規模在國內是最大的，多達15億美元。我們非常緊張，如果停止離岸業務的消息讓離岸存款戶知道，肯定會發生擠兌現象，需要外幣兌付而我們手頭沒有。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我當即跟央行領導報告希望消息最好不要擴散并能有一定準備時間。

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銀行就會夭折。作為候任行長，我馬上開始處理這件事。我們通過多種舉措積極應對，終于，這場危機在我們的努力下化解了。后來離岸業務并未停止，但也逐漸變得規范起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9年3月，在董事會開會之前的一天，招行沈陽分行出現人民幣擠兌。這是因為海發行的關閉引起社會對股份制銀行的不信任，沈陽市工商局一干部到海南出差，聽說我調到招行，他誤以為招行出問題了， 因其特殊身份，他提取存款時，帶動不少人盲從，遂引發沈陽分行的擠兌事件。

處理流動性風險，我們還是有經驗的。當時央行給我再貸款的支持，當地政府也幫助我們維持秩序，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保證支付，你來提款嘛，我就給你錢，而且把錢摞得高高的。

經過九天九夜，擠兌危機終于過去。這是我剛來招行收到的兩個“見面禮”，這兩個流動性風險都是銀行的大忌，足以讓銀行出現更大的問題。盡管我們戰勝了流動性風險，但是這兩次風險給我很多啟發：銀行就像人一樣，如果其體魄健康，可能經得起沖擊，但如果銀行本身不健康，有很多不良資產或者管理薄弱，那便容易被打倒。如果未來，我們要讓招行將來能經得起風險的沖擊，我們需要設計出符合招行健康發展的道路。

另辟蹊徑，開發零售業務

上世紀九十年代時，中國金融業共性是：銀行同質化競爭，均以批發業務為主，間接融資占社會融資總量90%以上，且以大客戶及利差收入為主。招行另辟蹊徑，開發零售業。

1995年，招行成立儲蓄信用卡部，主推借記卡“一卡通”，“一卡通”有購物消費、電話銀行、自助繳費等二十多種功能。把存折變成了一個多功能的卡，這是零售革命第一步。次年，“一卡通”實現全國聯網通存通兌，此時招商銀行只有9家分行，雖然規模小，但是系統統一規劃、統一管理、統一開發、統一運作，這四個統一奠定了我們做零售的基礎。憑借著強大的營銷，用戶幾何級數增長，“一卡通”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存款和用戶。

雖然“一卡通”實現全國聯網了，但客戶在許多城市里找不到招行的營業網點和ATM機辦理業務。為了解決這些問題，1999年，招商銀行率先推出網上銀行計劃“一網通”，在國內率先推出了包括企業銀行和個人銀行服務在內的綜合網上金融服務。

2004年，我們在南昌開了一次會，這是我們招行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不僅將零售銀行作為招行戰略中的重中之重，還重新定義了零售業務的新內涵，不再是簡化為儲蓄存款，而包括個人貸款、理財、信用卡和結算等。

招行在實現業務網絡化的同時，也順利完成了第二步戰略——資本市場化。2002年4月9日，招商銀行在深交所掛牌上市。2006年9月22日，招商銀行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三步走”戰略的前兩步已經實現，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如何走好第三步——發展國際化。

▲2002年，招行在深交所掛牌上市，馬蔚華（右一）在敲鐘。

叁

國際化對于招行而言，意義重大。國際化提高了招行知名度、拓寬了員工的視野、提升了內部管理水平，也正因如此，才有了現在被世界所認知的招行。

發展國際化： 在紐約設立分行

中國銀行業國際化勢在必行。我們必須提高自己的水平，將來才能迎接大風大浪。

國內銀行發展國際化有三個途徑：境外建分行、并購、國際合作。首先，境外建分行，我們第一步在中國香港建分行，這是最早內地股份制銀行在香港建分行。接著我們就瞄準了美國紐約，但想進入華爾街不是件容易事。我們用了10年時間才在紐約設立了分行，前面花了6年時間設立代表處，為了申請代表處，我們準備了一堆文件，那些文件摞起來比我一人還高。

申請代表處時，盡管我們提交了《招商銀行反洗錢管理辦法》及相關輔助性文件，但美國聯邦儲備系統（下簡稱“美聯儲”）依然以各種理由拖延審批。后來我聽說某一美國銀行要在天津設分行，我就跟主管國際業務的央行副行長溝通，希望央行可以支持我們的工作。爾后，我們又去和這家銀行董事長溝通，讓他們幫我們去美聯儲做工作，加之我們也做了許多工作，兩個月后，美聯儲終于同意給我們設立代表處了。

后續我們又用了四年的時間去申請設立紐約分行，其中萬般艱辛。我們不僅需要找美國政府部門和商界，還多次與美聯儲和紐約銀行廳等監管機構溝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簡稱“銀監會”）一直把招行設立紐約分行當做中國銀行業“走出去”一個標志性事件參與其中，為招行提供了許多支持。

2007年11月，美聯儲終于正式批準招行設立紐約分行。我們分行在紐約開業時，恰好是金融危機，美國許多金融機構出現危機。時任紐約市長布隆伯格熱烈祝賀我們，他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們的銀行在倒閉，你們的銀行在新生，你們就是紐約冬天里的春風。”這番話讓我充滿了自豪感。

收購永隆銀行，國際化的練兵場

除了在紐約設立分行，收購香港永隆銀行也是招行境外拓展戰略之一。

2008年3月初，招商銀行參與永隆銀行競購戰并戰勝對手。“誠意”是招商銀行勝出的重要原因，我們承諾保留永隆銀行傳承75年的品牌，并且不會在交易完成后的18個月內解雇現有管理層員工。

2008年上半年，我們簽訂了并購合同，但到了秋天，金融危機來臨，永隆銀行市場股票大跌，很多人對我們說：“市場變化了，你們可以降價。”但當時我們認為，如果降價，對方停止合作，那我們將錯失這個機會。雖然市場變了，但我們的戰略沒變，所以我們還是下決心按原來的合同收購，維護我們的誠信。

當時這樣做，招行受到許多質疑。但在我看來，招行與永隆有著地緣相近的有利條件，特別是在網絡、品牌、產品及客戶群方面的互補優勢，永隆的網點、客戶資源有助于夯實招行在港業務的發展。事實證明我們的決策是對的，在收購的第5年，招行資產翻了一倍，盈利增長在香港名列前茅。

這就是招行國際化走的重要兩步。國際化對于招行而言，意義重大。其提高了招行知名度、拓寬了員工的視野、提升了內部管理水平，也正因如此，才有了現在被世界所認知的招行。

肆

我們應了解全球發展趨勢，抓住機遇，大膽創新和轉型，走在世界前列。我深信，這是未來中國公益發展的趨勢。

探索金融公益 讓公益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2013年5月30日，我向招商銀行董事會遞交了辭職報告后，接到了王石和李連杰打來的電話，二人向我表達了同一個意思，“你不當行長了，下一屆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就你干了。”我當場就答應了。

但我真正上任壹基金理事時，卻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當時社會上有許多言論質疑壹基金，這些都讓我很不好受，我甚至覺得，做公益比做銀行更難。但后來我開始反思，要讓公眾信服，我們首先要做到透明。所以當時我們用管理上市公司的辦法來管理公益組織，比如定戰略、內審、外審、信息披露。信息越透明，質疑的話也越少了。

2014年，我第一次走進深圳壹基金總部。一間小屋，一張張桌椅緊挨著，從一頭走到另一頭都困難。我和員工交流，發現他們很多都是畢業于名校的優秀年輕人。盡管公益行業收入低現象普遍存在，但我認為，用合理的薪酬留住公益人才應當成為趨勢。

后來就有了我們探索的新的公益：公益金融。公益金融是商業模式和公益理念的結合，即用現代企業的辦法管理公益組織，用市場的方式配置公益資源，用金融的手段實現公益的目的。它的形式有很多，如公益信托、社會企業、影響力投資、普惠金融等，公益金融的出現是為了讓公益之路可持續發展。

為了培養公益人才，我們還創辦了國際公益學院。投資人包括比爾·蓋茨、瑞·達利歐、牛根生等多名中外投資人。因為全國現今有近7000家基金會，但是缺少管理人員，如何增加現代手段管理、如何了解公益發展，這些都需要通過學習和培訓提高隊伍素質。

與招行共輝煌 為公益獻力量

從1999年1月2日到招行報到算起，我在招行工作了14年又5個月。回顧這近15年的時間，我們有幸置身于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得益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實現了銀行規模、效益的高增長，招行的輝煌與榮耀，是全行上下共同奮斗的結果。

2013年，從招行退休后，我比以前更繁忙了。在公益和金融交叉的點上，我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位置：公益金融。改革開放40余年來，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公益慈善業得以快速發展，而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的正式實施又為公益慈善指明了方向，厘清了內涵。這是慈善面臨巨大轉型的過程，我們應了解全球發展趨勢，抓住機遇，大膽創新和轉型，走在世界前列。我深信，這是未來中國公益發展的趨勢。

去年，我應邀加入聯合國持續發展影響力目標指導委員會，參與全球標準的制定，繼續為推進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而奔波。

如今，我在深圳已經二十余年，我深深地熱愛著這座城市。深圳是一座年輕且充滿活力的城市。它的魅力在于吸引了全國很多創新求變、立志創業的人來此，他們共同建造了這座美麗的城市。同時深圳也是一座改革之城，在這里，很多事可以大膽創新，無論是招行的突破創新還是公益金融的創造，都在這里得到很好發展空間。

在新的時代，深圳踏上新的征程。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雙區驅動”下，深圳正不斷地發展，始終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為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