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不再成為“證明大本營”了。民政部等六部門近日聯合出臺指導意見，20項證明被明確不應由社區、村委等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

這些證明包括親屬關系證明、居民身份信息證明、戶口登記項目內容變更申請證明、居民養犬證明、無犯罪記錄證明、婚姻狀況證明、出生證明、健在證明、死亡證明、疾病狀況證明、殘疾狀況證明、婚育狀況證明……按照這份清單，一個人辦事基本上不需要找社區或村委蓋戳了。

這些年來，為開證明跑斷腿，幾乎成了一種常態性新聞。比如，去年某市市民為兒子開無犯罪記錄證明，跑居委會3趟，派出所3趟，街道辦事處1趟，接打市長熱線電話11通，在居住小區微信群內吐槽多次，最終拖了50天，才為在國外工作的兒子開出了一張無犯罪證明。

各種奇葩證明、循環證明、重復證明等，背后是一些政府部門、公用企事業單位和服務機構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在作祟。在這樣一個移動互聯網時代，只要職能部門打破信息壁壘，改變信息孤島，通過信息共享等方式加以核對，很多證明完全可以通過數據多跑路來完成。疊床架屋的證明只能證明一點，那就是懶政、是責權不清，是民眾權利的懸空。

很多評論說此舉為基層減負，使基層告別了“證明萬能章”的角色。這當然沒錯，有調查顯示，一些社區常開的證明多達60多項，開證成為社區工作人員的不能承受之重。但在我看來，它更重要的意義還是為辦事的民眾減負——證明也意味著權力，也意味著“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再小的權力也有尋租的空間。“門難進、臉難看、證難開”的情況，一些人在基層辦事恐怕也遭遇過。收回證明權，某種程度上也收回了某些人的尋租空間。

這背后說到底還是對人的尊重，對權利的尊重。當一個人不需再為某些證明而焦頭爛額、心急如焚的時候，會體會到更多尊嚴感。希望這樣一種尊重能夠推行到公共服務更多的領域與環節當中去。（李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