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樂正（右二）出席深圳市第二屆社會科學普及周系列講座相關活動。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樂正1955年出生于江西東鄉，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曾任中山大學教研室主任，深圳社科院院長、社科聯主席，深圳市委副秘書長，市委政研室、市委改革辦主任，市政協常委、文史學習委主任，現任南方科技大學思政中心教授。長期研究中國近代史和社會發展理論，主持深圳重要發展改革項目的制訂編制，曾獲廣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代表著作：《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深圳之路》《深圳藍皮書》《深圳改革報告》《深港攜手共建世界級大都市》等。

口述時間：2018年9月15日下午

口述地點：中共深圳市委黨校

我來深圳是來對了！

這是一座年輕的城市，有很多創新和發展的機會，正因為她不是一座老城市，所以條條框框很少，有許多走新路的機會，可能在內地有些地方走新路要受到很多限制，年輕人只能跟在老一輩的專家學者后面走，但深圳給了我們很多獨當一面的機會和平臺，只要個人勤奮，有端正的發展方向，都會在這里找到新出路，這是我切身的體會。

壹

深圳市社科院是一個新機構，當時人不多，但我們還是要積極作為，利用城市發展知識，為深圳發展提供扎實的理論基礎。

從教師到市社科院院長

1977年，我考取了中山大學歷史系。1989年，博士畢業以后，我回到中山大學教中國近現代史。1994年底，經歷了一番思想斗爭之后，我來到了深圳，那時我在廣州發展得很好，但是深圳非常吸引我。1994年的深圳很年輕，但是發展得非常快，而且城市規劃建設與內地的城市有明顯的不同，充滿了朝氣和現代氣息，是一座能讓人對國家的未來充滿美好期待的城市，我就下定決心過來了。

一開始，我在深圳市委黨校的社會發展研究所做科研工作，同時也承擔一些干部培訓的教學任務。2001年，深圳市社科院向全市公開選拔局級干部，當時的深圳市社科院是一個成立不到5年的年輕學術機構，我覺得非常富有挑戰性，就參加了應聘，最后通過考試當上了副院長，半年后轉為院長。

深圳市社科院對我而言，是一個全新的部門，它和高校有些相似，要做很多學術研究，但與高校不同的是，深圳市社科院沒有教學任務，課題研究要與深圳改革開放的進程、現代化建設的需求緊密結合。

當時，社會科學事業在深圳是非常年輕的事業，我覺得自己身上的責任很重。之后，我花了一段時間考察了全國各地的社科院，學習他們的成功經驗，同時也了解了市委市政府對社科院的要求和期待，把各方面結合起來，慢慢做出了社科院的發展規劃。

當時我就一個想法，在這個崗位上，就是要把深圳的社科事業發展起來，讓社科工作者有機會和平臺來發展深圳的社會科學研究。

為深圳發展建言獻策

2001年之后，正值深圳進入新一輪發展階段，城市發展逐漸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而深圳的改革也進入了“深水區”，決策者在謀劃未來時更需要理論保障，而社科院在學術研究之外，為市委市政府的科學決策提供了許多建議。

2002年、2003年的時候，當時社會各界就“經濟特區發展道路該怎么走”這個問題產生了熱烈討論。大家都非常關心深圳的發展前景，都在為經濟特區的發展出謀獻策。

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了CEPA（《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就在同一天，深圳舉行了《深圳藍皮書：中國深圳發展報告（2003）》一書的首發式。里面有一篇我撰寫的綜述稿——《深港都會圈與珠三角經濟區的“雙核”模式》，我在里面提出了構筑“深港都會圈”的設想，認為深圳的發展不能光靠自身，要跟南邊的香港，東邊的惠州等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多邊共贏的格局，這個理論在當時還是挺大膽的一個構想，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接著，在CEPA公布的當天，我們又向市委提交了一份《CEPA對深圳經濟的影響》研究報告，報告有大量的數據分析和案例，也有對深圳未來經濟發展的充分地思考和建議，內容非常詳實，受到了省領導的高度評價。

2006年春節的時候，市社科院接到了草擬《市委市政府關于學習追趕世界先進城市的決定》這個文件的任務，我們很多科研人員為了完成這個任務，大過年的從家里趕回來。初七的時候，我們把這個稿子寫好交給市委市政府，很短的時間內就審議通過并向社會公布，最后也是開創了深圳黨委政府重要文件由科研機構獨立承擔并公開征求公眾意見的先河。

市社科院能夠為深圳發展提供咨詢服務，而且很多建議都被完全采納，這讓我們很有成就感，也是我們理論研究價值的體現。

▼樂正主編的2010深圳藍皮書。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貳

社會科學研究要走出象牙塔，增加決策者和市民對社科工作的認識，推動社科院向公共智庫轉型。

撰寫深圳第一本藍皮書

我覺得社會科學的研究不應該離開我們的現實生活，基礎理論研究非常重要，要結合深圳的特點，更多地面向現實，面向社會，面向廣大市民。

2003年，我們撰寫了深圳第一本藍皮書，對深圳的發展狀況做了一個整體的回顧和展望。當時全中國只有北京出了一本，深圳是第二本。

此后，我們每年都出藍皮書。從一年三本到一年四本，涵蓋了經濟、社會發展、文化和勞動關系四大內容，超過100萬字，通過書店公開發售。不管是市委市政府領導，還是普通市民、企業家，都能通過藍皮書了解深圳發展的最新動態和重要數據。

后來，我們又編纂了“深圳改革開放研究叢書”。那是2010年，恰逢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的時候，我們聯合市委宣傳部、人民出版社共同打造這套專著，對深圳前30年的發展歷程做了一個全面的梳理和總結，也是我們社科理論工作者給深圳經濟特區30周年的獻禮。

這套叢書在深圳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改革開放措施、城中村的變化等多方面都做了全面回顧，可以說代表了那個時候我們對經濟特區研究的最高成果。

撰寫“大運會歷史上最好的申辦報告”

2011年，深圳成功舉辦了第26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然而自2006年始，我們就承擔了大運會所有的文稿工作。從最初的申辦報告，到最后的行動綱領，所有重要文件的起草寫作任務全部由我們來完成。

這其中的艱難，對于毫無經驗的我們來說，可以想見。當時深圳是第一次辦如此綜合性的體育盛事，全市都沒有經驗。為了寫好各項報告和策劃，我們參考了前幾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還去了北京奧委會、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學習了好幾個月，一直在外面跑，通過各種途徑去向別人學習經驗。

就這樣，從完全沒有經驗，到起草申辦文稿，最后策劃財務報告、市場開發報告、陳述報告等等，一步一步扎扎實實地走下來。

2007年1月17日，國際大體聯（FISU）在意大利都靈宣布，中國深圳市獲得2011年第26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主辦權。當時深圳的競爭對手是俄羅斯的喀山市、波蘭的波茲南市、西班牙的穆爾西亞市和中國臺灣高雄市，這幾個城市的經驗都比深圳豐富，可以說我們贏得非常驚險。

后來有一個說法是“26歲的青春城市深圳，市民平均年齡26歲，擁抱第26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

當時我們撰寫的《深圳第26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申辦報告》，被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譽為“大運會歷史上最好的申辦報告”，特別有成就感，可以說是創造和見證了歷史。

2011年大運會成功舉辦后，國際大體聯稱這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一屆大學生運動會，把國際大學生運動會規格提高了很多。

當時很多國際大體聯的執委都沒有來過深圳，有些甚至都沒有聽說過深圳。經過這次大運會，深圳的國際知名度大大提升了。來自世界各地的2萬多名大學生，很多是第一次來到深圳，甚至第一次到中國來，深圳給他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很多人熟悉了深圳、喜歡上深圳。

▼深圳改革開放研究叢書，其中《深圳之路》由樂正主編。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叁

讓市民參與到社科研究活動中，同時把研究成果向市民宣傳推廣。

社科走進市民生活讓專家學者與市民面對面

2003年，我們舉辦深圳社會科學普及周，目的是讓社會科學的研究走出象牙塔，跟廣大市民的日常工作生活結合起來。

每周末，我們都會在書城做很多活動，比如一些社科咨詢活動。市社科院旗下有很多的研究會，研究會成員就會在活動中將研究成果介紹給市民，也會解答市民關心和提出的一些問題。

這個社會科學普及周甫一舉辦，就得到了市民的積極響應。每次活動都有很多市民自發來參加，有的時候是全家一起過來。得到了市民的肯定后，我們的活動也一年比一年做得好，參加的市民人數也更加多了。

后來，趁著社會科學普及周的“熱風”，在2005年，我們又辦了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這個一開始是當時的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王京生同志的倡議，那時內地有些城市經常舉辦一些論壇活動，王京生就覺得深圳也可以舉辦一些更專業的文化交流活動。確定了這個想法之后，我們立馬就找了市圖書館合作，借用了圖書館的報告廳，每周請來幾個在各個領域知名的專家學者做免費講座，有作家王蒙、全國知名藝術家邢東、著名學者易中天等等。

那時候很多市民都去圖書館看書學習，大家對知識有強烈的渴望。市民在看書之余，也可以聽我們國家的專家學者談他們的研究成果。

開始市民都不知道這個事情，我們就做海報，也通過各個媒體宣傳。后來場面也一度非常火爆，活動剛開始的前半年，每個周末都有三到四場講座。

活動舉辦漸漸成熟后，我們每年都分成幾個專題，更加全面而且有針對性地和市民交流互動。

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是個完全公益的開放活動，不分年齡，不分地域，所有人都可以參加，到如今已經堅持了12年。有些聽眾告訴我，他們自己組成了一個市民文化大講堂俱樂部，經常跟主講的老師做交流，同時他們也會自發地做一些宣傳。

2009年，市民文化大講堂獲得了文化部頒發的“文化創新獎”，在全國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市民的認可。

肆

在其位，謀其職。要打造深圳學術品牌，爭取產生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精品力作，創造社科界的“高交會”。

大力支持深圳學術建設

深圳是一座年輕的城市，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也相對薄弱一些。市里的領導曾提出，深圳除了發展經濟，也要建設自己獨特的人文研究，建設“深圳學派”，加強社會科學研究和人文學科的發展。

市社科院旗下有個學術團體深圳社會科學聯合會，整個聯合會大概由五六十個不同的學會和研究會組成。

其中有些學會和研究會非常有活力，成果也不少，但是有一些學會缺乏經費和經驗，顯得不那么積極。

我們就考慮如何支持這些學會開展學術研討工作，為此我們想了兩個辦法，一是讓他們參加社科普及周，將研究成果向社會公開；二是在2006年創辦了深圳學術沙龍，各個學會向我們提交選題申辦表，經過審核通過后，我們提供資金和平臺大力支持他們。

這一來就把五六十個學會搞活了。深圳學術沙龍舉辦到第四期時，就成為了一個學術品牌，活動又是開放型的，吸引了很多市民參加。

深圳學術沙龍是比較小規模的，而且相對學術性不強，活動也很分散。為了更進一步加強深圳各個單位的學術交流和聯結，在2009年，我們創辦了深圳學術年會，這也是我們首創。

深圳學術年會其實就是深圳社科理論界的盛大聚會。在每年年底的時候，深圳大學、市委黨校綜合開發研究院、深職院等各個單位齊聚一堂，分享各自一年中最好的學術成果。社科理論工作者也有了一個平臺去展現和交流。漸漸地，我們樹立了深圳整體的學術形象。

隨著舉辦次數的增加，深圳學術年會的規格越來越高，我們也一直堅持走高端化路線，關注時代前沿和學術熱點，后來深圳學術年會甚至成為了全國性的年會。

這一系列的工作對“深圳學派”的建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畢竟一切要以作品說話，以有影響力的科研成果做基礎。我在社科院工作的那些年，深圳的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數量逐年增加，規格也不斷提高，進步非常明顯。

現在“深圳學派”建設是我市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當然這是一項需要時間的任務，但是有了目標，就有了方向。（本期采寫深圳晚報記者周婉軍實習生廖舒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