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凌峰湖南衡陽人，1963年出生于衡陽井頭鎮。深圳市華宮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深圳市募師支教事業發展促進會會長。1988年從內地來到深圳，白手起家，先后資助398名失學兒童及大學生。2005年被評為“2005中國公益之星”和深圳“五星級義工”、2007年榮獲深圳市首屆“義工服務市長獎”、2015年被評為“廣東省最美志愿者”。2006年2月個人出資近20萬元，面向全國招募5名支教教師，被譽為“中國募師支教第一人”。

口述時間

2018年9月20日下午

口述地點

深圳市政協會議室

▲2005年，許凌峰（右二）在湖南塔山資助失學兒童。

2006年，許凌峰（中間揮手者）歡送17名老師赴貴州支教。

小時候，我家里貧困，在成長和求學過程中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來到深圳之后，從最初的保安工作，到成為工廠的廠長，再到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受到許多人幫助，給予了我很多機會，適時的幫助對一個人的成長很重要，我只是將別人曾經給我的那份愛進行了延伸。

“募師支教”的影響力不斷擴大，離不開深圳企業和愛心人士的不斷加入，我愿做“募師支教”的一塊鋪路石，讓這條扶貧助學之路越走越遠，越走越寬。

壹

無論狂風暴雨還是大雪紛飛，我從未逃過學，40多里的山路，每天都能堅持下來。

出身貧寒，求學艱苦

1963年，我出生于湖南衡陽一個貧瘠的小山村。在我7歲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善良的母親讓我學會了堅強、勤勞和勇敢。在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那時我9歲，有一天家里實在是沒米下鍋了，母親把我們四兄弟叫到一起，說動了大哥、二哥休學回家務農，讓我去外婆家生活及上學。約定好后，我們母子5人的眼淚都不約而同地流出來。

小學畢業后，我不想再給外婆家添麻煩，也很想念自己的家，便回到了我離開3年的家鄉上初中。那時的初中學校很少，一般都離家很遠，我每天上學來回要走40多里的山路，早上4點就要起床。吃完母親做好的早飯，便獨自頂著還未消失在夜空的星星，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學校跑，經常跌到路邊的草叢和水溝里。晚上回家時，一個人翻山越嶺，越走越黑，十分害怕。那時的初中只讀兩年，兩年的初中生活雖然很苦，但在這兩年中學到了很多知識。讓我感到驕傲的是：無論狂風暴雨還是大雪紛飛，我從未逃過學，40多里的山路，每天都能堅持下來。

在高中二年級，有一個家庭比較富裕的同學，也許是看我太貧困了想照顧我，就讓我幫他洗衣服，洗一件一塊錢，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從那時開始，我便學會了掙錢，差不多每月可以掙到10元左右。這不但讓我交清了學費，還能有錢買學習用品。這種事情當時在別人眼里可能無法接受，但我不僅對那位同學心存感激，而且覺得能通過自己勤勞的雙手去掙錢很自豪。就這樣，我艱難地完成了學業。

3個月從保安變成廠長

1988年6月，我帶著70元錢來到深圳，當時的深圳還沒什么高樓大廈，工廠比較多。朋友介紹我去找松元電子廠的一位廠長，第一次見到她后，我說明來意，她說今天沒空，讓我明天再來。于是，我第二天又去找她，可她還是那么一句話。就這樣，我連續去了5天，終于感動了她。一位辦公室主任把我帶到工廠的宿舍，讓我負責看護住著近100名工人的宿舍，也就是現在說的保安，這就是我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

當保安的日子里我把員工宿舍整理得干干凈凈，也主動和他們溝通，跟他們打成一片。很快，我的表現被領導們發現，并相互傳說。就在我看護宿舍不到20天，一位福田區的廠長主動找到我，再三邀請我去幫她管理后勤，我到她廠里看看后感覺還不錯，談妥一切后，我便向這邊的領導辭工了。

到新廠后，我被聘為后勤總管。面對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和高級工程師，還有港商，我對自己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少說話，多做事，絕對服從分配和安排”是我自己的基本要求。

3個月后，工廠的老板突然把介紹我來的廠長辭退了，我還擔心會不會受到影響，不料老板說看我為人誠實可靠，又從不計較得失，和幾個股東一致認為我可以做廠長。我一開始還以為是開玩笑，看到老板很嚴肅的樣子，我就答應了，其實當時心里也沒什么底氣。

在我擔任廠長時，工廠不到50個工人。我通過半年的努力，把產量翻了兩番，工人也增加到了120多人。而且我們廠的待遇和福利在整個工業區是最好的。3年后，我被福田區政府評為“區優秀廠長”。

貳

問清楚內情后，我心里無法平靜，當時只有一個想法：我要資助他上學。

資助同村小男孩上學

1989年春節，我回衡陽老家過年。一天，同村一位12歲的小男孩找到我家，怯生生地問我可否帶上他一塊到深圳打工。經過一番交談，我了解到這位男孩正在讀小學五年級，父母親都患重病臥床不起，家里負擔很重，無力供他繼續上學。小男孩想退學外出打工掙錢，補貼家用。

問清楚內情后，我心里無法平靜，當時只有一個想法：我要資助他上學。當場我就給他學費，還拿錢給小男孩的父親治病。實際上，資助那位小男孩時，我自己的收入并不高，當時月收入也就兩三百塊錢，但當時也沒有多想。他是我資助困難學生的開始。

除了資助困難學生，從1992年至1998年期間，每年我都會出資數萬元為老家湖南衡陽地區修路建橋。2000年，我還為老家地處偏僻山區的靜云村建起高壓線，靜云村的父老鄉親終于有電用了。

援建二六村希望小學

2001年，位于河源市和平縣大山深處的二六村還是一個特困村，當時福田區與和平縣是對口幫扶對子，按照區委區政府的統一部署，共青團福田區委開展“手拉手”活動，計劃在和平縣援建希望小學。當時，深圳媒體對此事作了報道，披露了二六村不少孩子因家庭困難而輟學的情況。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報紙上看到了這條消息，立刻萌發了資助二六村貧困學童的念頭。為此，我專門去了一趟二六村。眼前的一幕震驚了我：寒風像刀子一樣穿透破破爛爛的紙窗戶，“割”在孩子們稚嫩的臉上，教室很黑，黑板很小，課桌歪歪斜斜。與其說是學校，不如說是教學點更為恰當。沒有電，少粉筆，因為這些都要錢。在一間教室旁，我看見一個小男孩蹲在那兒，后來得知，這個小男孩已經輟學，但還是常來學校，他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學校。我難以想象，是什么力量在驅動著這些孩子，即使是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也如饑似渴地學習？

離開學校后，我找到村支部書記，提出資助20個學生。讓我意外的是，另外一個班還有40個學生面臨輟學?？紤]到自己的實際能力，回到深圳后馬上就撥通了朋友的電話，向他們求助。次日，我懷揣著朋友們一顆顆滾燙的愛心資助了這些學生。在朋友的善舉下，二六村的希望小學建好了，120多名學生重返校園。

每年，我都會抽空到二六小學看望那些學生，和他們交流。我還會和學校老師交流，問問孩子們的學習成績，問問老師和孩子們的生活情況，鼓勵老師要努力工作，輔導孩子成才。知道有些老師的工資低，生活也艱難，也會捐錢給老師。

叁

回到深圳后，我在報紙上登廣告：面向全國公開招募5名關愛貧困學童的教師赴彌泉鄉扶貧支教1年。

招募5名教師赴彌泉鄉支教

2005秋天，我出差到長沙，偶然從一家電臺的節目中獲悉，地處湖南常寧大山深處的彌泉鄉偏遠貧困，許多孩子輟學。聽到這個消息后，我決定去趟彌泉鄉。

幾經輾轉來到彌泉中心小學，我聽到一件讓人更吃驚的事：彌泉鄉從來沒有出過一個中專畢業生，更別說大學生。其實并非鄉里不重視教育，而是因為太窮，請不起好老師。念過小學的教小學低年級學生，念過初中的負責高年級學生。對多數學生來說，小學是他們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學習階段。臨別時，我允諾一定幫孩子們請幾名教師來。

回到深圳后，我在報紙上登廣告：面向全國公開招募5名關愛貧困學童的教師赴彌泉鄉扶貧支教1年，其中小學語文、數學老師各2名，小學英語老師1名；扶貧支教期間，5名教師工資由我負責解決。

當時這個消息在深圳引起轟動，報名的教師打爆了我的電話。我的行為也引起了深圳市教育局的關注，教育局的人一邊著手幫助我策劃這次支教活動，一邊積極與彌泉鄉學校聯系。

2006年4月，一支由5名老師組成的扶貧支教小分隊正式前往彌泉鄉，踏上了為期15個月的山區支教征程。5人當中年齡最大的50多歲，是1所學校提前退休的副校長，年齡最小的是1名24歲的女孩，剛從大學畢業，此前在深圳市是一名導游。也就在這天，我又資助了60名貧困生。

當時的“募師支教”模式是這樣的：我與5名被招募的教師一一簽訂協議，建立契約關系。協議包括：完成兩個學期的教學任務，向招募的教師支付每月2000元的工資，為聘用教師購買人身意外傷害險和疾病險。原計劃由我個人出資為招募教師購買的50萬元人身意外險和20萬元疾病險，后來由保險公司給予了贊助。

接收5名招募教師的常寧市教育局對此非常重視，根據當地教師的短缺情況，將他們安排在常寧市偏遠的塔山瑤族鄉的中心小學和中學任教。在他們的耐心工作下，很多輟學務農的學生又重返校園。

扶貧支教新模式獲社會支持

為了吸納更多人參與“募師支教”，深圳市關愛行動組委會辦公室、深圳商報、一批愛心企業和我共同組建了“募師支教愛心聯盟”，很快就得到深圳市民和全國各地愛心人士的熱烈響應。最后從報名參加支教活動的180多人中，專家評委篩選出17名品學皆優的應招者。

2006年9月，這17名支教老師先后奔赴貴州、西藏支教。17名教師的工資和獎金由“募師支教愛心聯盟”共同支付，每位教師基本工資為每月1500元，獎金為每月500元。這種扶貧支教模式很快得到了社會支持并加以推廣，加快了提高貧困地區教育質量的步伐。

就這樣，從2006年開始，每年有兩批“募師支教”志愿者從深圳出發，赴全國山區扶貧支教?；旧厦恳慌叶紩ニ退麄?，有時候我也會前往他們支教的地方看一看，只有保障志愿者的生命安全和基本需求，支教活動才能更好地落實。

肆

我只想用愛心，用自己的錢，在能吃飽穿暖的情況下幫助別人，感染別人，或者希望別人也跟我一樣幫助人。

資助學生收獲心靈上的快樂

曾有媒體說我是一面旗幟，其實我不是一面旗幟，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人。我喜歡過簡單的生活。我只想用愛心，用自己的錢，在能吃飽穿暖的情況下幫助別人，感染別人，或者希望別人也跟我一樣幫助人。

當我的故事被披露后，有些單位邀請我去做報告，原本我不想答應的，但想想，為什么不通過這個機會讓更多人了解貧困山區孩子的狀況呢？為什么不能讓更多的人來關注這些可憐的孩子呢？于是，我便答應了。后來，有好多人來電來信要求捐款捐物，有的還希望能和我一起去。

幾年下來，為支教奔走了多少個日夜我沒有認真想過，資助了多少個孩子也沒有認真算過。但是，山區孩子們無助的眼神深深印在我的內心，揮之不去。我自己的力量是微薄的，只是表達了對貧困山區教育的一份關愛和心意。

對我來說，資助這些孩子的收獲在于心靈上的簡單快樂。這些孩子經常會給我寫信，他們親切地叫我“許叔叔”，什么事情都會和我說，學習進步了，家里收入多了等等。每次接到他們的來信，在字里行間傾聽他們生活上的點點滴滴，收獲簡單的感動，心里涌動著純粹的快樂。

用生命把支教進行到底

小時候，我家里貧困，親朋好友的幫助讓我終生難忘；中學階段，我的老師、同學給予我很多幫助。來到深圳之后，從最初的保安工作，到成為工廠的廠長，再到有了自己的公司，受到許多人幫助，他們給予了我很多機會。如果說，我比其他人多了一點點同情心和更喜歡幫助別人的話，那么我只能說我只是將別人曾經給我的那份愛進行了延伸。

從“募師支教”的第一批志愿者開始，經過12年的探索實踐，“募師支教”行動已成為全國知名公益慈善品牌。這離不開深圳市關愛辦、深圳市慈善會、深圳商報社等單位的大力支持。還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和愛心人士加入“募師支教”的隊伍當中，我很慶幸我身在其中，能通過自己的綿薄之力幫助山區的孩子，感染身邊的人。我相信現在即使沒有了我，“募師支教”行動也能繼續前進，而且一定會越辦越好。

回首在深圳的30年里，我隨時隨地都能感受到愛心的力量和助人的快樂，深圳這方沃土給了我發展的機遇和希望，我會用生命把支教進行到底，這是深圳這座愛心城市給予的支持，也將是我自己的堅持。同時，這也是一種心靈的需要，能讓我感覺到存在的價值。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邱志東 實習生 廖舒妹